流动的三甲医院，和带不走的乡村医疗队
为了这一刻，来自陕西汉中的胡定超等了五年。
“有没有人想分享自己的故事？”主持人鲁豫向站在舞台上的一排人发问。直到前两位小朋友都发言后，胡定超才怯生生地从队伍里走出来。他很紧张，卡壳后沉默了将近一分钟，才艰难地把话说完。这些感激的话，胡定超更想让此刻站在他身边的人听见。
那是2018年，他骑着摩托车与卡车相撞，脑部、肺部、腹部和骨头都受了重伤，22天以来陷入重度昏迷。这期间发生的故事是他的妻子向淑文讲给他听的。回忆起这些，向淑文依然眼眶湿润。那一年28岁的丈夫是家里的顶梁柱。四个孩子里，最小的还不满两个月。她拼了命地想让丈夫活下来。可是一周后，她陷入绝望，连从市里请来的专家也只能摇头，丈夫一秒钟也离不开呼吸机，一推出ICU就不行了。
有人劝她放弃。但还好她继续等了下去。救命恩人是七位国内顶尖三甲医院的医生，他们来自肝胆胰外科、急诊科、神经外科、骨科，当时正在参加韩红基金会“百人援陕”的义诊。听闻消息后，一群人以最快的速度驱车前往县医院。一个小时商量对策，四个小时做手术，五个小时后胡定超的人生没有画上句号。
现在，在韩红基金会（以下简称“基金会”）十周年的纪念舞台上。参与救治的宋京海就站在胡定超旁，他是北京医院普通外科主任医师。这一刻他也有些哽咽，这是他与胡定超第一次“见面”。当年直到坐飞机离开，他都未曾见过胡定超苏醒的模样。“当我们真正站在一起，我的心情和你一样，”宋京海感慨地说，“我不知道是你的幸运，还是基金会的大爱，能不能救你，我们其实也不知道，但还是下决心义无反顾地去做了。”
头几年，儿科专家崔玉涛对一个概念感受特别深刻——返贫。
那是从他第二次参加基金会活动，“百人援贵”的那次开始的。那是基金会正式成立的第三年，若从雏形算起该是第五年了。这支由医疗专家、明星、知名企业、媒体和志愿者组成的队伍有200多人，经过贵州的15个县，挨个义诊、发放药品、做手术、留下救护车、巡诊专用车和大量爱心药箱。
崔玉涛记得，当时前来义诊的患者十有八九都是疑难杂症，甚至是比较罕见的病。那是一种“熟悉又陌生”的感觉。在北京儿童医院工作过15年，这些病他大多都见过，但几天内如此密集地见到，还是头一回。
来义诊的不能代表全部，肯定还有更多，他想。但眼下的那些已经够让他揪心了。偏远地区近亲结婚并不罕见，但得罕见病的比例却远高于其他地区。糟糕的是，这其中大部分还是遗传性的。他想起三个孩子都是两性畸形的一家人，“这家庭就这么跌入低谷，再起来太难了”，崔玉涛说。
这样的感受，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白内障专科主任李学民并不陌生。迄今为止，他做过15万台手术，其中白内障最多。作为全球致盲率最高的一个疾病，白内障导致的返贫非常普遍。“下乡是眼科医生的宿命”，这些年他太知道治好一个偏远地区的白内障患者，对于一个家庭意味着什么。
有一次，在湖南邵阳，他遇到了一个步行了60多公里前来义诊的女患者。她的丈夫得了小儿麻痹症，丧失了劳动能力，家里全靠她支撑。患白内障后，她的视力日渐低下，眼看就要看不见了。
李学民去回访时，一度找不到她的家在哪。直到看见他们从木板之间爬出来，他才意识到眼前看着像一堆垃圾的木板下面，就是他们的家。他想起女患者说的一句话，“做完手术，咱们就能脱贫了。”
因病致贫后，他们离再次脱贫的距离，在城市人眼里也许很近。快的话白内障手术只要十分钟，乡镇卫生院报销40%，剩下的支付1500-2000元就行了。可是对于许多偏远地区病患来说，这样的距离仍难以跨越。比如甘肃一个县城里，80%的居民都在领200元的低保过活。比如一些人带着大半辈子的沉疴前来义诊，“如果不是免费的，他们也许不会来”，一位基金会的工作人员说。
“在城市做完一个手术之后，你的满足感往往来自于解决了一个疑难的问题。而在基层，你挽救了一个家庭”，李学民说。
这样的例子太多了。一个青海的老年患者揭开纱布后，眼泪夺眶而出，她对十几年没“见”的儿子说，你怎么那么老了。一个八岁的女孩，陪同肩上有半个头大肿瘤的父亲前来求助。丧失了男性劳动力，这个家庭没有收入。
遇到无法治愈的患者，在场的专家、明星、团队成员们会塞点钱给他们，这是唯一能做的。但在义诊现场，排队人的目光中也许带有你无法直视的渴望。一位医生说，“大医院的医生在当地老百姓眼里，就像华佗再世。”
病人来的时候，肿瘤已经大到把肠管给撑破，排泄物跑到肚子里去了。和死神争夺的时间并不多，大家没敢耽搁，基金会义诊外科医生和当地医院一起协力救治，紧急手术后，病人被救过来了。之后，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朱继红想，肠管撑破的急救手术难度大，不是每个县医院都能做，这个病人太幸运了。
“幸运”背后的意思是，那些没有恰好撞见义诊的患者，也许就没命了。
情况本来可以不那么急迫的。那位病人罹患的结肠癌有相当漫长的发展过程，如果在早期肚子疼、排便不畅时就去医院做CT，当地的医疗条件是可以治愈的。“可治而没有治”，这样的病例时常戳中朱继红的痛处。他的“痛”不是个例，每个了解基层医疗状况的医生，都能说出几个这样的故事。
偏远村寨早婚的低龄产妇，在孩子即将出生时才被送到医院。没有产检记录，医院对孕妇的情况一无所知，甚至有时死神就在门口转悠。“生产知识的匮乏，使得这些本该平稳的状况，都转为代价太过巨大的冒险”，一位云南当地妇产科医生说。
还有一些例子，没有那么惊心动魄，可是放在患者身上，依然是不可挽回的遗憾。
得白内障的老年患者以为还看得见，就无大碍。等看不见时，晶体已经由混浊变成了纯白或纯黑，“就像一堵墙，你不知道背后的世界是什么样的，完全进入了未知的状态，治疗起来就难了”，李学民说。观念的巨大差异在需求中可见一斑，城市里的大部分白内障患者，来医院不是为了看得见，是为了看得更清楚。
“大多数人宁可花10块钱吃个早点，也不愿花10块钱去看个病”，这是昆明第一附属医院急诊科的ICU医生吴杰，这些年下乡工作的感触。
2018年，他和同事在海拔4000米的昭通市巧家县医院，支起临时医疗点。那是一个留守老人居多的偏远山区。人们常年负重劳作，当地关节病患者占比居多。在现场，许多老人关切的问题只有一个，有没有免费药。听说骨关节病需要长期用药，免费药供量不足，他们就会立刻失去看病的兴趣，转头走开。
即便是“世界上最便宜的药”，很多患者也不知道要吃。崔玉涛举了一个例子，先天性甲状腺功能低下的患儿治愈起来并不难，只要坚持服用价格在35-40元之间的甲状腺素片，长大就可以和正常孩子一样。可是没有那么多时间拿来耽搁，一旦孩子长到3岁，再吃就来不及了。
“我能救几个孩子？”义诊时，崔玉涛不停地想。乡村的医疗普及做得太少了，许多农村家长的认知和渴望不在一个水平线上，想到这些他会鼻子酸。一次，他告诉家长，要给孩子加强营养，对方回答：“有啊，经常喝XXXX（一种含乳饮料）。”
还有一个患者从广西一路到北京，跑了22家医院才找到他。病情并不复杂，但许多医生说的话，孩子家长听不懂。“谁说的也没错，只是信息不对称，其他医生没有用他们可接受的语言方式去表达，去理解他们”，他说。
这不是件容易的事，各地育儿观念不同，应对方式也各有差异。一次在汶川参加义诊时，崔玉涛被大片轮椅排队的现场所震惊。他意识到，这是一些经历过地震创伤的人们。
他们中的许多孩子出生在重组家庭，肩上背负着父母失去上一个孩子的伤痛，和对他们健康成长，成为“人上人”的急切渴望。有人诉说孩子进食差、生长偏慢。也有的孩子出现心理问题。崔玉涛在日记中写下感悟，“过分关注、刻意雕琢孩子的生长发育，对他们真的有益吗？”
作为一个育儿科普医疗人员，崔玉涛的微博上有800万粉丝。这其中有多少基层患者，他不知道。但他想抵达最远的地方，哪怕是远在外地打工的父母看见了，也可以发给孩子看看。这也是这十年来，基金会在乡村医疗援助中，无法绕开的一项工作。在官方公众号上，“做好科普，比义诊的意义更大”的字句反复出现。
在实践中，行走七万公里，几乎绕中国地图外围一圈。朱继红把基金会比作“宣传队”和“播种机”，一站接着一站地跑，契而不舍地要把健康教育，带到基层的每一个角落。有的时候是大规模筛查，把那些不主动上门，对疾病不自知的患者一个个找出来。筛查的同时也伴随科普，发放各式各样的健康教育手册。遇到不识字的，就用最通俗直接的方式宣讲。
也有的时候，是变着法子做宣传。2020年开始，基金会为老年人准备了记忆包裹，其中装有《阿尔茨海默症防治治疗手册》，辅助记忆的益智卡片、记事本、记忆相框等。
去年，他们举办了一次儿童绘画比赛，主题是“争当爱眼小卫士”。一个藏族的三年级小朋友票数最多，画中有视力表、眼保健操、藏族妇女、高原山川，还有宇航员。“看，我看到了空间站，我能看到宇航员”，这位小朋友用稚嫩的笔触给作品写下注脚。
从医半辈子的李学民，参加过数不清的公益下乡活动，其中还包括支援肯尼亚的涉外卫生援助。各有各的好，但如果要挑出其中最公平、公正、高效的，他会说，是韩红基金会。“百人援滇”时，他和另外两个医生平均每天做30台手术。十几天跑遍县城，当地大部分人的白内障问题，就解决了。
但如果他们走了呢？有一次，他在一个偏远的地级市医院门口，看见一块牌子。上面写着，五官科医生休假两个礼拜，这段时间大家就别来了。“你想想一个7万人口的地级市，就这么一个五官科医生，看耳鼻喉加眼睛，一休假整个地区的百姓都看不上病”，李学民说。
在另一位眼科医生看来，人员配备不足只是一方面，“当地的仪器、设备包括复明技术，与发达城市相比，落后20-30年。”一位基层医生来到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进修，走进手术室的第一声惊叹来源于从未见过的高级显微镜，居然能在看得那么清楚的情况下做手术。
令人头疼的还有基层医生的技能。李学民估计，西南西北这大半圈的基层医生，没有几个会做白内障手术。在贵州，崔玉涛见过一个特别努力的医生。他每日抽出半天时间挨家挨户地看诊，再把获取的信息输入电脑里。电脑没有联网，数据不能入库，作用微乎其微。他的医学水平在崔玉涛看来，可能连护士也算不上。但大家都尊敬地把他当做医生，“光有热情，没有技能，也干不了医生呀”， 崔玉涛皱着眉头说。
在朱继红看来，乡镇卫生院的水平，要赶上三甲医院，至少需要一代人的时间。但有些情况迫在眉睫，等不了了。中国西部腹地辽阔，公路建设落后，村镇与县城之间有时相隔几个小时的路程，遇到突发急诊，山路崎岖，病人很可能在来的路上就不行了。
即便赶来了，基层医生如果不能快速识别病症，缺少实践经验，一个紧急病例就会变成血的教训。朱继红举了一个例子，农药中毒的患者如果赶到乡镇卫生院，他会首先被递上一瓶矿泉水，再被要求抠嗓子眼。那时候还是清醒的，但抠着抠着，他可能失去意识，呕吐物堵住气管，搞不好人就没了。但如果他去了三甲医院，他大概率能捡回一条命。因为在那里，所有的急诊科医生都知道，要把气管插管接上，再洗胃。
一个敏锐的乡村医疗援助团队，往上游去解决结构性问题，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。
乡村医疗急救的痛点很快被抓住了。在成立的第三年，基金会开始建立急救室，配上一套急救设备，外加基层培训，地址多选在乡镇卫生院。对于村民来说，起码比县医院要近多了。如今，基金会在12个省自治区，建了305所乡镇急救室。这些与死神抢夺时间的救命医疗点，可以为800万居民提供一层保护屏障。
这层保护，意味着可以抢下黄金时间，应对威胁生命安全的意外灾伤和疾病。“在紧急的情况下，你得让病人先活着”，朱继红认为，乡镇急救室起码得具备这样的能力，至于去除病因的根本治疗，可以转到上级医院。“这是解决老少边穷地区危重病人的最好方式”，他说。
类似“带不走的医疗队”，还有20所复明中心和21所视光中心。意如其名，一个可以保证当地基层医院有能力为白内障患者做手术，另一个是为防治青少年近视。一老一小，基本覆盖了偏远地区的大部分人群。
一家卫生院分别出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参与急救培训，回去就是骨干，可以独挡一面。还有其他各科室的培训。八年来，基金会建立了29个培训基地，1270名基层医护人员参加。这些基层医生迫切地想要见到，更多的病例，更先进的技术，学习临床小技巧。
三个月以上的培训，对于基层医生来说，其实是件奢侈的事，“每出去一个人，其他人就要顶上，”一位基层医生说。眼下，正有一批学员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进行眼科培训，时间是半年。李学民说，眼科手术精细，培养一个成熟医生起码要五年，相当于一个本科生的学习时间。但没办法，“基层医院的人力资源太有限了”，他说。
一位云南的妇产科医生感慨，如果自己所在的县医院也有这样的培训，科室全体人员都会有进步。他们科室也安排了业务学习，她觉得没多大用，“做个PPT，老师一讲，大家下面一听，能学到多少还需反思。”
另一位甘肃的儿科医生，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参加培训。一次跟着老师上夜班，她见到了这些三甲医院的医生，如何处理早产宝宝消化道穿孔的紧急情况。那是她第一次见到这样的病例，也是第一次见到新生儿转运箱。她想，虽然在基层没有这么好的设备，但如果自己也具备迅速判断，及时转运危急患儿的能力，更多的小生命将被挽救。
关于韩红基金会如何与疾病抗争，消灭不幸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，眼下是讲不完了。有医生说，基金会像一座灯塔，凝聚了他们这些渴望拯救更多生命的人。其实不仅仅是他们，团队里的所有人都在这么做。如果你要问这个团队对待生命的态度是什么？再举最后一个例子。一个工作人员说起，他们在四姑娘山建了一个急救站。那里常住人口3010人，人烟相对稀少。但那里风景绝美，吸引了不少户外爱好者。那里最高海拔6000多米，他们可能产生致命的急性高原反应。景区空旷常有无人地带，遇到意外，他们可能面对死亡。但她承认这样的情况没有特别多，也许一年只能发挥一次作用，但即便如此，那也是救了一条人命。“生命是无法用这些成本来衡量的”，她说。